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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胡耀邦在安康讲话

核心提示: 1965年2月11日晚8时许,胡耀邦一行赶到安康城,住进了设在大南街的地区第二招待所。

1965年2月11日晚8时许,胡耀邦一行赶到安康城,住进了设在大南街的地区第二招待所。

他先理了个发,接着又到鼓楼街的汉江浴池去洗澡。

那时的浴池是一池热水,浴者都在其中温搓泡洗,没有官民贫富之区别。

一位年岁大的服务员给胡耀邦搓背,胡耀邦就与他聊起来。

“一月多少口粮?”

“25斤半。”

“够吃嘛?”

服务员知道这是省上领导,不敢轻易说话,只是嘿嘿地笑。

再问。那人大着胆子答:“真不够吃。”

这夜,胡耀邦找来一本安康县志,为明天的讲话找些根据。

2月12日上午,耀邦来到安康县正在召开的全县扩大干部会上。会场设在当时安康最耀眼的位于安悦街中段的安康电影院。

他进到电影院,800席位座无虚席,院外也到处是人,有一种水泄不通之感。干部们多么渴望见一下这位省委书记,想多知道一些中央的政策、精神呀!见会议的规模不小,耀邦说:“我们昨天晚上8点钟才从平利回来。今天你们县委的同志还没有汇报,就开这么大的会吗?你们的会开了几天啊?”

县长崔锦议回答:“今天是第五天。”

胡耀邦又问到全县人口、公社、生产队。

胡耀邦问在场的人:“为什么叫安康呀?安康是怎么来的?白河有个白水河,旬阳有个旬河,宁陕没有弄清楚,汉阴,是汉水之阴,平利也没有弄清楚。安康为什么叫安康?”这番话是自言自语,有一种请教的口气。

县委书记郭毅答道:“安康,是因为过去西渡口有个石头,叫安康石。大概是宋朝人安的名吧。安康人希望在这个地方能享安康。”

胡问:“你们看过县志没有?”

在坐的干部怔了一怔,没有及时反应过来。

又问:“农业人口多少?”

崔答:“48万多。”

胡耀邦问:“去年粮食多少?”

崔答:“一亿七千六百万。”

又问:“前年多少?”

又答:“两亿一千万。”

胡耀邦概算道:“减少两千五百多万斤,16%点多。今年搞多少?”

崔答:“准备两亿四,争取两亿六。”

胡耀邦立即来了兴趣:“你们搞到两亿六,不是达到解放后最高水平了,有把握没有,有哪个公社增了产啊?”

崔锦议说:“关庙区忠义公社去年增了产。”

胡耀邦问忠义公社党委书记唐章荣:“你们公社增产多少?”

唐答:“10万斤。”

胡耀邦说:“你要做个报告,为什么人家减了产,你增产,有什么特殊条件吗?”

崔锦议补充道:“他们主要是抓红苕,旱变水,扩大稻田。”

胡环视会场一周:“其他92个公社,还有增产的没有?”

崔县长赶忙回答:“有,还有恒口千工公社。”

千工公社书记未到。崔锦议县长让恒口区委书记佘德坤来回答。

佘德坤坐在电影院中间,他站起来回答:“千工公社原来的书记是刘日明,现在留党察看,工作调开了。”

胡与佘开始了下边的对话:

“为什么留党察看?”

“工作上有错误。”

“犯什么错误?”

“包庇坏人。”

“包庇什么坏人?”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胡代勋,原来是云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第二个错误呢?”

“生活特殊化。”

“特殊化,特殊到什么程度?”

“吃小灶饭,搞社教时另起灶,拿小口径步枪打鸟。”

“在工作时间打鸟,还是在休息时间打鸟?”

“有在工作时间,有在休息时间,主要是在62年前后。”

“主要是在62年的时候,这是过去的事了。‘闲来无事江边走’。你们看过《打渔杀家》没有?有句叫‘闲来无事江边走’。汾河湾打雁。这里不是有黄鸭吗?叫汉江湾里打黄鸭。该不该留党察看呀?”

“留党察看重了。”

“留党察看重了,就减轻嘛!可以单独起伙。”

城关镇委书记李化南插话道:“刘日明还有胃病。”

胡耀邦说:“有胃病的同志单独吃饭,也可以嘛。没有胃病的人,在吃饭问题上也是可以商量的。好的可以吃,坏的也可以吃;好生活可以过,艰苦生活也可以过。我这个人15年都没过艰苦生活了,因为我当了官了,大大小小也是个中央委员嘛!也有过两年过了一下艰苦生活的经历。59年我搞过一个礼拜,顿顿吃红苕馒头,那个东西才不好吃吆。开始吃那么一顿、两顿,还甜甜的,越吃越不是味道了。队上的青年团支书问我,好吃不好吃?我说不好吃。还是要讲老实话!那个东西就是不好吃。还吃了两顿榆树叶子,那个东西也不好吃吆。59年、60年有些地方确实困难,在山东徐建春家住了5天,在河南也搞了5天,顿顿吃红苕窝窝头,吃了吐,一股鸡屎味。”

那时粮店供应的粮食,粗粮多而细粮少。5斤红苕抵一斤细粮,顿顿吃红苕,把嘴都吃歪了也不敢说话的。那时粮店的牌子上往往有一段毛主席语录:“红苕很好吃,我很爱吃。”耀邦此语一出,会场有人悄悄地发笑。

胡耀邦继续讲道:“说起吃饭问题,我的意见,好的也行,孬的也行,艰苦的生活,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过一过。玩哩,不能玩的太多了,太多了是不好的。前几年有些同志跳舞,跳到通宵,打麻将也打到通宵,打扑克也打得很久。我们讲,你是工作第一呢,还是玩第一?太多了就不对,这叫蜕化变质。礼拜六,礼拜天,玩半天也可以嘛。平常休息也可以玩,玩两个小时,散散步。孔夫子都会唱歌弹琴,玩,不叫玩,叫劳逸结合嘛。”

胡耀邦对着台下的干部职工说:“他(指唐章荣)的办法不多,不搞繁琐哲学,只抓两条,这个好。”

胡耀邦又问唐章荣:“你今年搞多少?”

唐答:“准备搞440万斤。”

“比去年增加136万斤,增加45%。你们好多人口?”

唐答:“7500人。”

“一个人平均600多斤。公购粮多少啊?”

“40万斤。”

“除40万斤外,每人还有400斤。你们多少耕地啊?”

“15000亩。”

“你那里田土好不好?”

唐答:“不好,我们准备再变500亩新田。”

胡耀邦伸开指头,算起了忠义公社的粮食账:“全年440万斤,比去年增产45%。每个公社都要算这么一笔账。去年全县一亿七,今年两亿四,全县也是增产40%多。唐同志呀,你要提高警惕。去年你是个标兵,今年谁是标兵?秋后再看。今后每年要树标兵。我看,明天的会好开,你们要选几个去年增产的公社,选几个增产的大队,让他们作报告,我们向他们学习。县委的同志、区委的同志、公社的同志向他们学习,不要搞什么繁琐哲学,不要枯燥无味的东西,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我的意见就是说,要把标兵搞出来,选那么两三个公社党委书记,选几个支部书记,叫他们作报告,全县学习。”

“我说,究竟你们下一个会怎么个开法?开活会,我的意见就是选几个公社、大队,请他们登台讲,然后县委讲话就好讲了。还是分两段开,一小段把文件学一学,如果还是讲不清,秋后再讲。我的意见是,后天就登台,你们开几天会?”

崔锦议答:“7至10天。”

胡耀邦有点惊讶了:“7至10天,长不长啊?”他没有批评崔锦议,而是以商量的口吻开导着:“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会开长了,生产队的同志要说他们的腿肿,罚苦工。七、八天行不行呀?前几年解放军学文化课,工农出身的战士,钻不进去,感到很苦恼,有的人一上课就往厕所里钻。同志们,这是个群众路线问题,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开会开长了,开久了,他苦了,把他吓住了,二回再不来了,要照顾这个问题。七、八天行不行啦?提早散会,心情舒畅,不要希望一次会把问题都解决了。一次讲完,下次讲什么呢?”

胡耀邦停顿一会儿,喝口茶,语气更加坚定:“同志们,要有志气,大寨陈永贵是有志气的,大庆是有志气的,唐同志是有志气的。有些人就是没有志气,有些人说:‘这里有困难,叫我到上海去吧!’好地方谁都愿意去,叫你去干什么,困难的地方才要你去改变它。要做好工作,把生产搞上去,生产搞不好,叫什么大好形势,生产搞不好,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嘛。根本就是生产上升,其他都要为这个根本服务。”

据当年听了胡耀邦报告的人讲,他讲话是没有现成稿件的。讲话一般都是即席式的,特别是在安康这种风尘仆仆特定的环境,绝没有我们不少领导干部讲话照着秘书写现成的稿件念。

看看表,已经快中午12时了,看看台下几百双注视的眼睛,大家依然听的那样聚精会神。胡耀邦接着讲了他昨晚理发和洗澡时与两位师傅对话的事。“同志们,25斤半怎么够吃啊!你允许少量红苕上市,不就对了嘛。所以,我讲,在灾荒下我们需要把经济搞活一点,卡得太死,对人民不利,对生产不利。这个问题,地委要讨论通知各县,真正的投机倒把要打击,集市贸易要保护,搞活一点,这个问题搞好了,生产劲头又有一个新的调动。”

胡耀邦的讲话让全场的干部兴奋不已。报告戛然而止。韦明海对耀邦说:“胡书记,安康的干部很少见过你这么大的干部,你能不能到场下去和大家见见面?”耀邦说可以。他从右边走下讲台,由右廊走到电影院大门口,绕到左走廊,又走到台前,边走边向在座的干部招手致意。

胡耀邦笑笑的,安康的干部笑笑的,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平易亲切的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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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牛炳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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