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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旅程

核心提示: “文革”开始后,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透支着他的生命。但周恩来并未因健康状况而停下奋斗的脚步,反而把这种奋斗精神作为一种“养身之道”……

1974年5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客厅。

1974年5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客厅。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散步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散步

“文革”开始后,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透支着他的生命。但周恩来并未因健康状况而停下奋斗的脚步,反而把这种奋斗精神作为一种“养身之道”,他曾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岁月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同志的工作都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我的‘养身之道’吧。”周恩来的这番话,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

通宵达旦地工作,使周恩来心脏出现问题,继而他又受到癌症的侵袭

1967年2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心脏病,这是因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长期疲劳所致。

1972年9月,他两次发生心绞痛,脉状动脉供血不足情况加重。

就在这一年,癌症又悄悄地向周恩来袭来。

从1971年6月开始,周恩来的便中不断发现潜血。1973年1月,周恩来发生大量便血。2月,“显微镜下红细胞布满视野”,“均找到癌细胞”。

周恩来始终是边工作边治疗。根据有关记录统计:1974年1月至5月期间,周恩来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由于过度劳累,这年上半年开始,周恩来的病情又开始加重。

住院期间,周恩来从1974年6月做第一次大手术开始到1976年1月共做大小手术十几次,约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住院期间,周恩来不顾自己的病痛,始终关心的是其他患病的领导和同志,时为日坛医院肿瘤科的大夫李冰回忆,周恩来在手术台上等着手术时,突然把她找来,向她了解云南个旧矽肺病和肺癌问题。李冰说:“那个场面,他的声音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他说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发病很高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一些。知道了为什么不去?你赶快去!就这么几句话,我当时发蒙了,总理麻醉以后手术中间还想着这个事。出来以后,我哭了。”

住院期间,周恩来没有增加一点休息,也没有减少一点工作量

1974年6月,周恩来住进医院。中央决定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代周恩来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但病床上的周恩来实际上没有能够完全休息。卫士高振普回忆:“周总理没有因为他的病而增加一点休息,也没有因为他的病减少一点工作量。”他做过统计: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在周恩来生命最后的587天,约人谈话220人次,谈话最长时间达4小时20分;公开会见外宾65次(含港澳人士3次),每次时间大都是1小时左右,最短的1次15分钟;开会32次,去医院外看人5次。此外,还有其他活动。这表明,周恩来是在拼命地争取时间为党工作。

在医院里,周恩来会见最多的是外宾,谈话内容很广泛,氛围很温馨。比如,在会见马科斯总统时,周恩来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我本应该举行家宴,但现在没有可能了。”马科斯在这次访华中同周恩来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建立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周恩来的这些外事活动,努力消除了“文革”对外交工作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

病床上,周恩来仍关心着老百姓的安危冷暖,他曾经为甘肃定西和庆阳地区遭受旱灾造成老百姓缺粮少衣而洒泪自疚,批示:必须立即解决;他看到山西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的群众来信后,立即指示:“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他听到辽宁营口、海城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批示国务院发通报表扬作出地震预报的有关单位,并提议派代表团到灾区慰问,鼓励他们重建家园;他请前往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华国锋带去对西藏人民的问候,并带去“养蜂促农”的科教片。

病床上,周恩来还关心着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尚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的老干部及民主人士等。比如,他关心为贺龙恢复名誉的事情,亲自修改审定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抱病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起义将领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参加国庆招待会等。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在全体代表的掌声中,周恩来瘦弱而又坚毅的身影出现在主席台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重申了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设想”,他说:“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这是周恩来为中国人民留下的政治遗言和指出的努力方向。

重病期间的周恩来心里牵挂着很多事情,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祖国统一大业。1975年12月,周恩来病情加重,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时,他让高振普约罗青长到医院来。总理说,我平常给你们讲的台湾那些老朋友,他们有些人,过去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不要忘记他们。周恩来对台湾寄以深厚的感情,对台湾人民寄以深切的期望。

其实,周恩来住院后完全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专心治疗、养病,但是他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他心中,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一息尚存,就要奋斗到底。这就是周恩来的精神品格。

在生命最后时光,周恩来在病床上与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交谈身后事

“文革”以来,周恩来的处境是艰难的,与他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邓颖超的处境同样也是艰难的。

在混乱的日子中,邓颖超特别心焦,但她能为周恩来分担的事很有限,她只能通过写信、请卫士递纸条等方式不断提醒周恩来要重视身体,提醒身边工作人员尽量按时让周恩来吃一口热饭和获得短暂的休息。直到周恩来病重住进医院,他们才有机会每天在一起。邓颖超陪伴周恩来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

那时,邓颖超每天都去医院陪护,给周恩来读文件、读报纸。

在病床上,周恩来同邓颖超交谈中,从不涉及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这是从入党那刻起养成的自觉习惯。一天,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同样回答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但他们把这些话都永远地埋藏在心里。两人1925年结婚,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感情非常深厚。如邓颖超所说:“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周恩来对邓颖超要求有些近乎“苛刻”,他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邓颖超。1975年10月,邓小平、叶剑英等提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已决定由邓颖超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重病中的周恩来坚决不同意,硬是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对此,邓颖超从无怨言。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讲过这样一段话:“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虽然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

在最后时光,两人交谈最多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何处理身后事。

早在1956年,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商定,并相互保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们认为,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

邓颖超回忆说:“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

为了保证身后事的落实,周恩来在病床上两次约见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第一次谈话中说:“我和大姐10年前就约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这件事得中央做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在第二次谈话中,他对赵炜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78岁的周恩来走完生命的旅程。

为了实现周恩来的遗愿,邓颖超没有向组织提个人的要求,只是向前来告别的中央领导同志转述了周恩来生前对后事处理的意见,并请求报中央和毛泽东批准。

追悼会后,邓颖超亲手打开周恩来的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文件袋里,为飞机撒放做准备。当晚,邓颖超亲自护送周恩来骨灰到通县机场。

飞机在夜空中起飞了。四包骨灰在北京上空、密云水库、海河、黄河入海口四个地方撒放掉,融化在祖国的江河大地里,融化在人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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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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