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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滋养在点点滴滴之中

核心提示: 陈忠实先生离世已有一些时日,可是我总感觉他依然健在。他的音容笑貌也多次入梦,让我平添思念之情。我曾写过怀念他的长文,然而,还有诸多话题言犹未尽,不吐不快。其中一个重要结点,便是他对党性的感知与践行。

陈忠实先生离世已有一些时日,可是我总感觉他依然健在。他的音容笑貌也多次入梦,让我平添思念之情。我曾写过怀念他的长文,然而,还有诸多话题言犹未尽,不吐不快。其中一个重要结点,便是他对党性的感知与践行。

作为一个著名作家,忠实和我从相识到共事,前后有几十年的时段,而他的党龄也是几十年。在这期间,我从未听到他在任何场合对“党性”二字发表高谈阔论。然而,在合作共事中的言谈举止,包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能看到和印证他作为党员作家的党性原则和示范作用。

最先触动我并让我敬重的是他作为党组成员的“角色”意识。省作家协会党组是中共陕西省委的派出机构,是省作协这个文学团体的政治中心。省作协的重大工作铺排和人事安排先由党组会议讨论认定,再按有关程序办理,包括向上级请示和经过主席团讨论决定。我刚到省作协工作时,虽然对一些大的原则知晓,但对一些具体的运作方式并不清楚。我除了向机关有关部门和人员了解,尽快熟悉情况外,便是向忠实请教。记得忠实和我第一次谈话时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代表党来管理这个单位的,这不容含糊。我要说的是,作家这个群体很特殊,相处得好就好管理,不然就难弄,‘三讲’就是例子。”

这次谈话虽然时间不长,但含金量却大。其中,他点到的要了解“三讲”,便是让我开启工作方法的一把钥匙。此后,我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熟悉省作协在“三讲”过程中的根根末末,掌握了许多真情实况,又从中学到了难得的与作家们相处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记得当时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分片召开全省作协会员大会。经过党组会议和主席团会议的精心准备,各自明确分工,齐抓共管,密切配合。这次从未有过的全省性大会在各地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得很顺利,很成功。从这次会议召开的前前后后,我和忠实的工作友谊一下子建立起来了,各自的“角色”意识也进一步强化了。

这种“角色”意识还体现在有关人事变动上。记得有一年的年底,机关部门的组成人员需要变动。为了竞争上岗,有关同志就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领导,这是很正常的。让我没想到的是,有一位同志找我谈话时,竟然直接了当地说:“我先找陈主席,主席让我找您,他说,有关进步的事你先要找‘党’去说,尽量不要找他。”很明白,这个‘党’就指党组。从这件看似小事却非小事上,我进一步感受到了忠实主席的组织观念和组织原则,我对他的由衷敬意增加了几分。

有一次,忠实和我聊起1989年的“学潮”和“动乱”,他说:学生们的初衷也许没有错,可是娃们不知道把事弄大了咋样收场,也不知道背后的推手们的政治目的,所以性质才慢慢变化了。中国社会历史上纷争战乱太多,还是需要强有力的力量来统一。否则,乱下去吃亏受难的只是老百姓。他用几句话把许多重大问题说清楚了。

还有一次,我们聊到了大陆和台湾的统一问题。我说,几代人了,这个问题仍然悬着,越往后,越被动。忠实说:“不要紧,主要是积怨太深,相信两岸后来的精英们会更有耐心和智慧。这桩事最后还得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我说:“时间不宜太久,台湾问题一旦国际化,解决起来将会更加困难。”忠实则说:“我和你的看法刚刚相反,事情总是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真正到了那个时候,解决问题的时机也就自然成熟了。”听到这里,我顿时明白他说话的含义。他是相信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力不断强盛,人民精诚团结,完全有能力解决祖国统一这个历史课题。

作为大作家的忠实有两个十分可贵的优长。一个是长期和生活保持密切的关系。他除了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采风活动外,就是每年都要回白鹿塬下住几次,每次少则几天,多则几十天。有一年同时间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和《陕西日报》上的短篇小说《日子》,就是他在村前的灞河滩边,同采沙人聊天得到启示后创作的。

另一个是和老中青三代作家们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尤为可贵的是,他和作家们的朋友关系绝非世俗的、庸俗的关系,而是沉静的、友善的但却不断净化的诤友关系。有几次作家们聚会,忠实也应邀出席。席间,当话题转到党风世风时,有人就情绪激动,说一些过激的话。这时,还不等我插话,忠实就会大声制止这种轻言:“少胡说。咱们是精神劳作者,是给人提供思想光明的,而不是生就骂娘来的。如果骂娘能解决问题,天底下的人都出口骂人,问题能解决吗?”忠实用道理说服一些人转变态度,理性看待一些社会现象。他这样做,深得作家们的尊重。以致不少人一提起他就用“黑  ”二字来形容。我体味这其中也包含着他是黑脸包公的意思。事后,忠实还对我解释说,我是赞成真正的作家应该有独立思考、独立意识,包括和时局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可以冷静地观察和分析,得到真知。但是,一味骂娘骂街就不对了,就站位站错了。作家对于社会弊病,包括党内的不正之风等,不能有一般人的肤浅认识,更不能仅仅停留在气愤和谩骂上,关键是要通过文学作品鞭笞其病根,并找到医治的良方。这方面,真应该向鲁迅先生学习,再学习。

还值得一提的是,《白鹿原》第一版问世后,在文学圈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冲刺茅盾文学奖的呼声也逐渐升高。嗣后在正式评奖中中宣部提出可否让作者删掉一些内容描写。忠实开始是拒绝的,但当他知道这是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毅然按照上级的意见进行了删改。我认为,这既是作家维护自己创作权利的表现,也是作为党员作家尊重党的指示,尊重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的具体体现。后来,有人说,忠实如果不做删改,就评不上“茅奖”。忠实则解释说,任何作品都会引发批评,上级机关的意见也是一种评论和批评,我认为只要讲的有道理,当然没有理由拒绝,评上评不上大奖则无足轻重。

忠实先生的党组织观念还表现在及时缴纳党费和坚持过组织生活上。他对及时缴纳党费的看法是:按时缴纳党费,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观念上和心里头是否常常想到自己是党的人,就像儿子对父母一样,你孝顺了,就会及时看望、问寒问暖,就会把老人放在心上。而过组织生活就如同家人聚会,嘴上感情如何深,但彼此不见面、不说话,感情如何巩固和发展?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机关党支部活动时,忠实总是积极参加。实在有重要事务不能来,也会自己打电话告知或让司机告假。这些看似党内生活的小事,正反映了忠实的党的观念的牢靠。

在与忠实同志的长期共事中,关于党的领导能否与作家、艺术家真正交朋友,也是他常常思考并心里着急的事。他认为党的领导,特别是较高级的领导就是党的精英,而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重大发明创造者,也包括大企业家、商家又是全民族中的精英。精英们之间交上朋友,就是强强联合,肯定能成大事。而且,党内精英及时与社会精英交流思想、探讨问题,既能倾听对方意见,还能学习对方的智慧,也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和谐关系,起到党内外加强沟通和促进党群关系的作用。忠实说,他认为我们党有这个传统,但这些年做得有些不尽如人意。应该发扬这个光荣传统,通过加强这种朋友关系促进和带动更广泛的党群关系,达到鱼水的亲情。

(201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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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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