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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脚踩进泥巴里”

——我与陶瓷结缘的学术生涯

核心提示: 姚熹,1935年9月28日出生于江苏武进,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功能材料研究所所长,西安交通大学国际电介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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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熹,1935年9月28日出生于江苏武进,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功能材料研究所所长,西安交通大学国际电介质研究中心主任。

1957年姚熹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后留校任教,并随校迁往西安,历任西安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2年获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固态科学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基金奖,同年担任同济大学功能材料研究所所长;2001年当选为美国陶瓷学会会士;2007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上海市模范中学教师;母亲毕业于苏州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生都是小学教师,后来任上海虹口区的小学校长。

进交大

我1952年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被录取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二部。俄语专科学校二部主要培养后备外交官,当年也招了3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准备送到苏联去上大学,我就在这30个人中间。先读了三个月预科以后,去北京的医院检查身体,最后校方说我身体不行,肺不好,适应不了苏联寒冷的环境,让我回家休养去了。

根据高等教育部对拟派往苏联留学生的相关政策,1953年9月,我自己可以选择一所高校就读,我选择了交通大学,进入电机系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专业学习。1957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1958年春节后,我随着交大西迁,来到了西安,开始适应新的工作生活环境。1960年,为了发展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专业,学校聘请了一位苏联专家,并指派了一些人作为这位苏联专家的研究生,我就被指派为这位苏联专家的研究生。后来聘请的苏联导师没有来,做不成研究生,学校又说派我到苏联攻读学位,终因苏联撕毁协议没去成。我只好自己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做了两年电瓷。我的老师、老同学都不大理解,碰到我都说:“你怎么一脚踩到泥巴里去了。”

1962年,我被当时的学校指定为交大的研究生导师。1964年,我所指导的研究生通过了答辩和国家考试。

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我到对口的电子陶瓷工厂当了一年的一线工人;二是在校内作为施工队的领班,在一年当中修建了近百米的防空隧道;三是下放到了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迎来了经济建设的新时期。1979年,国家要派一批人到国外,包括美国、英国甚至印度,去做访问学者。通过英语选拔考试,我成为了第一批到国外的访问学者。

这个很奇怪,也很偶然。那段时间是从电子管电路到半导体电路的转变期,对半导体一窍不通,我很想了解半导体电路是怎么回事,半导体和电子管有啥差别,但是没有一本中文书,俄文书也没有。没有办法,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本英文的半导体书。我当时俄文很好,可以用俄文讲述问题和解决问题。英文比俄文差远了,好在英语还有点基础,在教会学校读过两年半的初中,但我真正受益的是高中时期的英语老师。中学女校长很有见识,她把上海市许多有名的老师都请去教课,后来我才知道,给我们上英语的老师曾经是宋子文的英文秘书。她简简单单给我们讲了句子该怎么分析,句子里面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学习半导体,英语稍微好一点了。

突然,要举行全国英语选拔考试了。我当时还不在西安,是我太太从人事处知道后让我去参加这个考试。当时,我正参与现在的工业与信息化部即原来的第四工业部研究所制定电子陶瓷国家标准的工作。我和四所的同行在全国各地的工厂调研。在出差途中路过西安,火车在西安车站停靠的过程中,我太太拿了一本过去的英语语法册子让我看。我在出差的旅途中看了这本书,对英语的语法稍微通了一点儿。回来以后,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到公园里去背语法、背单词,准备全国英语选拔考试。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后把英语捡回来了,我在全国的英语选拔考试中考得还蛮好,被选拔为赴美的访问学者。

为什么会被列在第一批呢?因为当时准备到美国的访问学者有好几百人,大部分人对美国的高等学校不了解,只能靠当时中美联络办事处去联络安排学校。而办事处只有三个人,要为这几百人安排访美的学校谈何容易?联络办事处鼓励每个人自找出路。我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知道当时英国有一位学者和我研究着同样的东西,我就想办法与这位学者联系,后来知道他去了美国,在美国的宾州州立大学。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收到信后,当天就给使馆联络处打了个电话,说他们愿意接受我这么个人。因此,办事处的人也很高兴,把我放到了第一批到美国去的访问学者里去了。

在美国

学校联系好了,当时中美之间没有直达航线。到美国去,要从北京出发。后来飞机还出了故障,在华盛顿、日内瓦等城市停机,最终乘坐一架仅能坐二十几人的小飞机飞到了我要去的宾州州立大学,一个建在农村的大学城,有学生3万多人。我是当时到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去的第一位中国公派访问学者。在那里过去只有台湾、香港的学生,我是第一位从大陆过去的。

到了以后什么都不清楚,导师把我安排到了酒店里,还告诉我可以在酒店里吃和住。当时,我的英语并不算好,到美国之前,也从来没有和任何外国人用英语说过话。导师说话带有英国口音,并且语速很快。他的意思是我早上可以用免费早餐,中午吃完饭后可以记账。我当时没听懂,就急着去找住处。别的地方没办法找,台湾同学介绍我认识当地定居多年的华人,从华人手上租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赶紧搬去。当时需要买一个可以烧水的锅,还需要买点儿牛奶、面包,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买。美国人都有汽车,都到距离居住地很远的购物中心去买东西。别人告诉我沿着路一直走一直走就可以走到,我就沿着路一直走一直走,实际上是高速公路,最后勉强买了点儿东西回来,就这样开始了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

我去的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材料研究所,是由美国材料学会的创始人办的,他是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我当时所在的陶瓷行业这个学校也是最好的,到现在还被全世界视为圣地。

到了以后,我很珍惜这次机遇,就抓住一切的机会努力学习。旁听了他们研究生的课程,是有关材料分子结构的课。美国大学的课程考试不断,每次一上课,老师就站在讲台上说十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Yes or No,或者要交考卷,以后根据你的考卷的情况算分数。旁听这个课,我也参加了测验和考试。老师觉得很奇怪,你一个旁听生还参加考试做什么。

几个月后,我的导师跟我谈,你愿意不愿意在美国拿个博士学位。我之前想都没想过要拿博士学位,他说你可以考虑考虑。博士学位怎么个拿法?我当时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

我当时组织观念很强,就打电话去联络处请示。他们也没有听到过要求访美学者留校读博士学位的事情,想了一下说:“好事啊!你要是觉得行,那你就读着吧!”我接着说:“这个肯定两年不行,还要长一点儿。”他们说:“好啊!”当时我还没考虑到学费谁出的问题,就跟他们说:“好啊!那就试试吧!”他们主动说:“学费我们出,另外,我们还给你研究生的津贴。”我说:“那就更好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当时给的津贴是一个月300美元,学校给我的津贴是700美元。我当时一下子觉得自己很富有了。

读博士

不承想后面的事情麻烦着呢,攻读学位要求很正规。有两个考试必须通过才可以读博士。一个是托福考试,还有一个是研究生资格考试。对于托福考试,当时在国内听说过,知道托福考试这回事,但当时在国内还没有托福考试的市场,只听说过但不知道怎么个考法。到了那边以后,听说托福考试要考,赶紧去查,考啥,怎么个考法。

托福考试的时候,一个老师站在教室里用嘴巴读出来,你就回答。我当时能听懂并且回答对就不错了。最终我考了547分,托福考试通过的分数是550分,差三分。当时委员会的主席知道后,宽容了我,就让我通过托福考试了。

另一个是资格考试,资格考试很难,完全没有套路。我赶紧去研究所资料室里查查历年资格考试的真题。看看怎么个考法?我查了资格考试的真题后,知道了资格考试有五个考官,分别进行笔试和口试。先到办公室去进行笔试,笔试完后到五个考官处进行口试。考试的内容是初等数学、高等数学、专业知识都要考。我这些知识学习的是中文,而考试考的都是英文。只好硬着头皮,依照资格考试内容准备考试。记了密密麻麻60多页笔记,从初等数学、代数、几何、高等数学到大学的物理、化学,还有材料的性能和结构等专业知识。我把这些书找来,在三个月时间里看了一遍,把必须记住的东西都记在笔记上。

我当时的听力不太好。资格考试前,人家关照我说:“明天晚上7点半,你考试可不能迟到啊!”我当时“晚上”两个字没听清楚,也没听懂。早上7点半就去了,发现教室里没有人,只好当天晚上7点半又去考,考了570分,通过了资格考试。

我从一开始听不懂英文,到后来慢慢地能用英语进行工作。他们称我为宾州州立大学的“中国大使”,有什么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都来找我,有关中国的研究工作、中国大学的情况都来找我。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很多,我曾担任外国留学生会副主任,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中国人。后来,我被宾州州立大学评为荣誉校友,校长专门到上海给我颁发了荣誉校友的证书。

我的博士论文是1980年6月到1982年的4月完成的,大概用了一年十个月。我的博士学位是1982年获得的。我是新时期在美国第一位完成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当时的媒体还对我做了报道。我的导师专门跟赴美访问的教育部部长和交大校长反复说了这个事情。根据博士论文,我在《美国陶瓷学会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获得了1985年的罗思·科芬·珀迪(Ross-Coffin-Purd)奖,我大概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的中国人。

1982年4月读完博士学位以后,我继续做了一年博士后的研究工作。

1983年4月,我如期回国,回到了西安交大,开始了在学校的研究工作。1986年,我参与了863计划的实施。1987年,教育部特批我为教授。1991年,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入选美国工程院院士。

回顾过去,我的感触是:个人命运系于国家命运,只有抓住国家强盛的历史机遇,并用最大的努力去发展自己,才能够脚踏实地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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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窦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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